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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名《走出‘现代’的迷思》，副题原作“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‘现代’关系的考察”，为简便计，成书时改为“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通论”。这是伍方斐兄在中山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，被列入“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”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。
“现代”“后现代”是中国当代的一个显学，“后现代”引进后，风头尤其盖过了“现代”。方斐兄在这部著作的引论“是现代？还是后现代？还是”的第二节，对国内1980-2008年间的“后现代”研究的著述作了统计和分析，列出数据，做了图表。
我自己大概是在1984年前后开始留意“后现代”，而且还不是从“文学”或“思想史”，而是那时读了两部篇幅不大的讲建筑思潮的译著，是从建筑学里认识到了“后现代”，再扩展到了美术思潮，然后进入文学。不过那时我对国内的“后现代”的一个基本认识，还是停留在“现代-后现代”的阶段论上，即“后现代”是“现代”之后的阶段，是对“现代”的一个“反动”，再引申就是，我们还在从“前现代”到“现代”的过程里，“后现代”仿佛是“脱节”了，是“超纲”了。
展开剩余73%这个看法，我后来20多年没有太大的变化。这个“先入之见”也制约了我对国内的“后现代”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的价值的认识。
但方斐兄的这部著作，完整地阅读过后，我得到了很多的收益，也因此让我对自己原先的比较“机械”的看法，做出了修正。方斐兄以为，西方的“后现代人文学术思潮”被引入中国后，在中国的语境里，“后现代”和“现代”的关系就不仅仅是“后现代”对“现代”作“解构”了，还有“后现代”和“现代”之间的“对话”，“后现代”也参与进了“现代”的“建构”。“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话语作为一种叙事，它与‘现代’的关系就可以转述为，重写‘现代’，也被‘现代’重写。当然，这种‘重写’是‘未完’的，本身也将被不断‘重写’。” 这真是一个开阔开放的认识，一个颇具建设性和生成性的智慧的认识，“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”。
将近40年前，我和方斐兄同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书，同一个班。那个时候，又是一个古今中外的文学、文艺、文化大汇流的时代，旧籍新刊，西学东渐，古典今著，交相辉映。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，我们看书，也是经史子集、古代现代、中国外国都看。方斐兄更多地偏向西方哲学、中国古代哲学和西方现代文学，而我则更喜欢“史部”、中国现代文学和文论。大学毕业，方斐兄到了广州，继续精研覃思，在中山大学取得博士学位，执教大学讲席，做学术，做艺术批评……在岭南开出一片新天地。我则到了杭州，“偏安一隅”。方斐兄的这部著作，正如林岗先生给这部书写的序所说的，把“多条线索的复杂故事”讲述得“清清楚楚、有声有色”，游刃有余地处理了一个“有着很高的难度”的大题目。方斐兄在书的后记里还讲了一件故事——或者也可视作掌故，林岗先生的序里原有一个句子，称方斐是“求尽善尽美的人”。方斐兄与林先生“交涉”并征得林先生同意，删去了这个句子。方斐兄的理由是：“这不是因为‘善’和‘美’尤其是‘尽善尽美’在后现代已成为被审视和追问的对象，而是这句话实在让我感到惭愧和无地自容……”我尤其感兴趣的是方斐兄这段话里的前半句，这前半句话，足证方斐兄对“后现代”思潮和思考问题的取向及路径，是了然于心了。
方斐兄这部书的后记的最后两段文字是：
我或者我们还能成为追求“尽善尽美”的人吗？
即使不能，我想我还是能力争成为一个寻找或者创造“有限的意义”的人。
30多年前我在一篇散文里引用过方斐兄大学时代发表的诗作里的句子：
当你的意识螺旋一样围绕自我
过分地沉浸反会使你迷失
岁月流逝，从文科生到人文学者，方斐兄的精神气质是一以贯之了。
当年我写的这篇散文，发表出来被多家选刊转载，自己也比较满意，如今是写不出来了，主要是心情没有了。“逸兴”没有了，“遄飞”也就无从谈起。没有了“逸兴遄飞”，想象、联想也就失掉了乘风而起的双翼。这样的散文自然也就写不出来了。写不出就没有必要硬写了，好在我也不是靠这个谋生。
我们曾经同学5年，后来各奔东西，走的路也渐渐有了一些不同——或继续研究学问，或做了实务……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。我每读张中行写大学同学南星的散文，末尾说自己“……写可有可无的文章，在人生的路上，远远落在南星之后了……”这一句尤其令我产生相似的感受。我想说的是，在学问的路上，我也是渐渐落在了同学的后头。不过好在还有方斐兄这样的老友，我也还能有所新知，能够有参照而做自我修正，子曰“学不可以无友”，信然。
方斐兄每次来杭，我们都会聚一聚，在我西溪的住宅、在茅家埠的五峰草堂……我们都也曾把酒快谈。距离最近一次的小聚，这一晃，又是六七年过去了。“何时一樽酒，相与重论文”啊？
2025年10月31日日斗配资，杭州西溪风情居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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